管理学家讲管理是一门科学，也是一门艺术。企业有责任增加员工的满意度，使员工有机会参与管理，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。不过，要真正达到提高管理效率的目的，还需要坚持“规范与准则胜于一切”原则，要做到严而有序，严而有据。在蒙牛，牛根生以“管理是严肃的爱”来阐述他的管理观点，可谓一语中的。

可能很多人会认为，在蒙牛工作，必定很放松，因为蒙牛的企业文化是“经营人心”。如果这样想，那就错了。作为一家飞速发展的大公司，纪律对于蒙牛来说尤为重要。海尔CEO张瑞敏也曾说过，“规定不高或者管理不严，很容易导致企业竞争力不足，要想参加国际竞争，就一定要加强管理，尽可能多地整合企业拥有的资源，强化竞争力。如果你好我好，看上去似乎不错，但是企业倒闭了，对职工的‘关照’也就成了无本之木。”

1983年牛根生在担任伊利冷冻食品公司的厂长时，就非常重视法制化改革。牛根生让人在厂里的路上划分了区域，人有人道，车有车路，车占了人道要罚款，人占了车路须交钱。生产管理中规定了严格的质量标准和质量奖惩制度，生产部的黑板报上每天都公布质量检查结果。用工制度也改了：能干的，留下，不管他是正式工还是临时工；不能干的，请回家，不管你有什么来头。

当时的中国企业中，特别是国营企业，管理很松散。因此人们不适应这种严格的制度约束。有些工人抱怨：伊利什么都好，就是罚款太多。

要想战胜别人，首先要战胜自己；市场竞争虽不是真刀真枪的较量，但其残酷性无异于枪林弹雨的战斗；没有“铁”的纪律，就没有取得最终胜利的可能。

牛根生要求企业必须有外资企业般的严格管理，自己的员工必须像士兵一样时刻准备作战，因为这是残酷的市场所要求的。

创立蒙牛后，牛根生同样实施严格的法制管理，并且更加强调“责任到人”的原则。牛根生毫不掩饰他是从海尔那里移植过来OEC管理模块的。如今，OEC已转变成了具有蒙牛特色的管理。OEC是英文Over all Every Control and Clear的缩写，即全方位地对每天、每人、每事进行清理、控制。在海尔，OEC制度规定海尔员工每天的工作每天完成，每天工作后要清理、检查并且每天有所提高，即要求“事前计划，事中控制，事后检查，事完评价”，以保证事物向预定目标发展。在这一管理模式下，“人人有事，事事有人”。责权利的紧密挂钩，促使海尔的企业管理制度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，企业运作实现了高度规范化。

在蒙牛，OEC考核榜是覆盖面最广的一项制度，没有人能够绕过。每一个部门外都有一张OEC考核榜，这张展示牌只有1米大小，全方位地对每人、每天、每事进行综合控制。这种管理方法类似于军事化管理。

建构在制度与规章之上的管辖与治理就是管理。我始终认为，管理工作做得最好的是军队，所以军队的战斗力强。把蒙牛管成像军队那样，恐怕多数人受不了，但一定要学习军队的硬朗作风，任务的贯彻与执行不打任何折扣。国内外那么多的企业都在模仿美国的西点军校，蒙牛也在学，希望不只是学皮毛，而是真正学到真谛。

如何使这个OEC制度落到实处呢？蒙牛采取了罚款的方法。这个方法看似没有什么创意，却是最为有效的方法。从最底层的员工到中层领导、高级主管甚至牛根生本人，都得服从这个规定。迟到、开会响手机、在食堂剩饭等都会受到处罚，罚款金额根据职位高低从10元到50元不等。

在我们企业里，人人要管事，事事有人管，每个物件，就连卫生间里的干手器，都写明了责任人。企业禁烟禁酒，饮酒后不能进工厂。就餐不准剩饭，否则向公益事业捐款50元。开会时绝对静音，谁的手机响铃了，也要向公益事业捐款50元。与产品有关的管理更是严格。出现不合格产品，员工与领导一起赔偿。

刚开始，蒙牛一些员工对这种类似于军事化的管理风格很不适应，甚至极为不满。但是在牛根生的坚持下，经过了一段时间，员工就真的“播种了一种行为，收获了一种习惯”，习惯形成之后，人们逐渐体会到了OEC的好处。

牛根生深知，要提高企业管理水平就必须对员工进行严格的制度管理，但与此同时辅之以人本管理也是必要的。这也就体现了“严肃的爱”的一个方面。事实上人本管理则是蒙牛管理中的非常重要的内容。

牛根生在《天变人变模式也要变》一文中，分析了人本管理的必要性：

定时定地定范式，早晚考勤，中间督察，仿佛框框比效率还当紧，管行比管心还重要……曾几何时，这就是全社会的管理“范本”。

有些工种是离不开这种“范本”的，越是多人协作的工种越需要程式与框框，因为如果某一道工序不能按时按地运作，其他各道工序就会窝工失序。但有些工种独立性很强，越给予弹性越容易出效率，这时候，管行不如管心，管理模式就要由范本向人本转移。

有一个小例子。前几年，我们总部曾经规定办公室不准饮水（发现一次罚一次），而设立了专门的饮水室。这种做法貌似“军纪严明”，其实一点也不人性化，比如：盛夏季节，人急匆匆赶来，从温水瓶里倒出开水，却不能马上喝，需要赔上时间、耐力乃至心灵的不快；即便备上凉开水，渴极而饮，一次一大杯，从员工身心健康角度讲也并非好事；再则，统一存放的杯子上虽然分别写着各人的名字，但还是存在串用的可能，即使没被串用有人也会生出这种隐忧……搬到新办公楼后，我们就把这一条取消了。水是生命之源，办公桌旁放一杯水，随需随取，这不是既人性化又有利于提高效率的双善之举吗？

还有，虽然过程管理在许多时候是非常必要的，但对于一些创造性工种，我们不管过程，只管结果，反而更佳。

所以，范本管理要向人本管理转型，不要把程式看得比人还重要。人是核心，一切管理程式都要向有利于提高人的效率与健康的角度倾斜与靠拢。

不论是法治还是以人为本的治理，都是“治人”，促使人的行为向更合理的方向转变，即最大限度地提高劳动效率。法制的规范性可以使人们少犯错误，提高效率。然而事物总是不断的变化，法制中的一些东西随着时间、地点的变化需要再做调整，其不合理之处要考虑以人为本。只有当法制和以人为本的治理朝着统一的方向前进，相辅相成时，才能达到最大的效果。

向下经营人心，经营人心的含义是向下经营，而不是向上经营。牛根生在文章《最佳雇主：让员工“51%给自己干”》一文中，这样写道：

如果说蒙牛企业里有什么东西不均等，那就是“官”越大“自由”越小。比如得给员工送礼，但员工不能给你送礼。我在原企业（伊利）的时候，有个主管把20斤牛肉送到我家，结果弄得我差点妻离子散，我对老婆说，你送回去，不送回去我们就离婚——有了这次教训，这个主管就长了记性，有一次，他手下的一个员工收了人家一条羊腿，他批评道：“你送回去！我送你两条羊腿好不好？”习惯是一点一滴养成的，如今，我们高管团队年年拿自己的钱给员工送礼，几万、几十万、几百万、几千万地送。

中国，是一个崇尚“礼尚往来”的国度，但在很久以来，送礼就变了味。把礼送给普通人，那就是“想别人替你办事”；在官场上的送礼，则称为“贿赂”。送礼一时间成了中国“非理性竞争”的代名词。蒙牛高层清楚地认识到“送礼”对企业发展的不利影响，因而在送礼方面做了严格的规定。在蒙牛，送礼是往下送，而不是往上送。这也是蒙牛“向下经营人心”的一种体现。

有一个例子，说的是有一位驻外干部两年前出国，购回一些化妆品，回来后给总部的几位好友（平级或比他级别高）每人送了一份。不久，东窗“事发”，收的人如数退还，送的人受到党内警告处分。

要经营人心，就必须从精神上真诚地关怀员工，想员工之所想，急员工之所急，上司要学会善待下属，这样才会获得同样真诚的回报。

日本有一家公司，其老板每天只做两件事，且这两件事看似与企业经营没有直接关系，但是这家公司却经营得井井有条。他做哪两件事呢？一件是早晚在员工上下班的时候，一定准时站在厂门口，向经过的每一名员工鞠躬问候；第二件是在上午工作时间，拿上钓鱼竿去钓鱼休闲，中午回来将钓到的鱼拿来为员工改善伙食。从这些行为细节中体现出来的是经营者对员工的关心和感恩，使得每一名员工深受感动，尽职尽责，极大地发挥个人潜能，所以说：“得人心者得天下”。

牛根生在公司里提出一个“关心下三层”的原则，即关心你的下级、下级的下级、下级的下级的下级。他自己每次散出的财动辄几万、几十万、上百万。
在牛根生的影响之下，下属们也开始了散财的行动，他们所采取的散财方式是多种多样的。

在《蒙牛内幕》里有这么一段记载：一位主任，2003年初向助手送了一套房子，这位助手过意不去，象征性地返了2万元。还是这位主任，2004年初，从个人红利及年薪中拿出钱，向每位部下发放了3000~5000元不等的奖金。

一位部长，2004年初给每位部下发了1000元奖金。

一位副总，2004年拿出5万元给部下买衬衫。

一位副总，2005年提出将个人期权的1/5分给手下。

……

在蒙牛，除了“上礼下”的主流，也存在着一些“潜流”。由于蒙牛生产基地已经分布到全国15个省级行政区，个别地方难免出现“文化盲点”：亲戚悄悄拉来了，结婚偷偷收礼了，客户送来的好处收下了……对此，纪检部门查实一起，处理一起。

牛根生用辩证法来解释蒙牛的这些做法：我为什么要散财？难道我不知道享福？难道我的家人不需要照顾？难道我的亲戚不需要接济？事实上，连我自己都是“负债人”，为了支撑企业的门面，买车又买房，欠着银行几百万！但是我称来称去，我们一家子怎么也重不过任何一“民”，也重不过任何一“军”。那么，您那一家子呢？

往外拿钱真的就是吃亏吗？往里捞钱真的就是占便宜吗？财散人聚，财聚人散。聚的时候，先聚心，后聚人；散的时候，也是先散心，后散人。你把人心搞散了，企业垮了，到时你还有啥？你的利益还能“可持续”？

牛根生一再告诫自己的下属：吃亏是福，占便宜是祸啊！这里面是一个“大无”与“大有”的战略关系，而不是眼前一时一事的简单“无”与简单“有”的关系。

让员工为自己干。在文章《最佳雇主：让员工“51%给自己干”》中，牛根生写道： 怎样才能使员工更快乐？员工给自己干活最快乐。生产队的社员、国营工厂里的工人，往往越干越不快乐。我们要把给自己干与给社会干结合起来。51%给自己干，其余的给别人干、单位干、国家干、人民干。也就是说，要让“给自己干”控股。

当然，世界上不可能有100%的为自己干。我们有句话：“要想知道，打个颠倒。”我小时候打零活，给人家砌地，不敢和人家一起吃饭。人家说：“你就在这里吃吧。”于是，受到尊重的那种感觉，仿佛一股暖流通遍全身。之后到了单位，就特别希望领导能够尊重、关心、重视。现在反过来想想，我们的员工何尝不是这样？所以，我的许多理念，全是体会的，不是背会的。

但有些走上管理层的干部，可能没有过这样的体会，或者缺乏“打个颠倒”的家教，所作所为，经常使员工不痛快。

给别人干，稍有不顺，往往牢骚满腹；给自己干，即使赔了，也是有悔无怨。

一些人在大集体中干活的时候，琢磨的是怎么样多拿一点，少累一点。当他们为自己干的时候，就变成了另一种样子。

有的人开了一家小店，风里来雨里去，吃饭都没正点，可是，一年到头，算来算去，最后又把店关了，说“没赚钱”；有的好点，没赚钱赚了点货……虽然如此，还是很快乐；即使不快乐，也是亲近者才知道，对外人绝不说不快乐。与在大集体劳动的时候相比，干活的时间长了，投入也大了，但他还是觉得自己干得有价值。由此，我终于体会到了毛泽东思想与邓小平理论在对待个人问题上的差异。最大差异就是：是否让“为自己干”控股。以前我们既要担心能力问题，也要担心态度问题；实施邓小平理论后，再也不用担心“态度问题”了。

有一年我们雇工程队处理草坪。工程很急，起初几天按天数算工钱，每天最多处理6000平方米。后来加了点儿邓小平理论，按平方米算工钱。结果，第二天就突破1万平方米！人还是那些人，机器还是那些机器，草还是那些草，蒙牛还是那个蒙牛，但就因为制度不一样、态度不一样，速度也就不一样了。

世界上，“虎毒不食子”都不起作用：为了垂帘听政，可以杀儿；为了夺位，可以弑父。从历史规律看，在权力和利益面前，有时连父子关系、兄弟关系都靠不住。所以，我最放心的就是让员工“为自己干”。

38年前蒙牛成立时就是那么几条枪，十几个人。现在，光生产基地就有50多个，各层级负责人上千，员工3万多人。

高管团队的直系亲属是不准进企业的。我们在企业里的“亲人”，就是那些与我们的血统没有一点瓜葛的人。蒙牛的成长性在世界乳业中是排名第一的，用中央电视台的话说，叫做“一头牛跑出了火箭的速度”。这种成长性，最低限度，得靠五个快乐：亿万消费者快乐，千万股民快乐，百万奶农快乐，数十万销售队伍快乐，3万员工快乐。今后能不能发展，关键看能不能让他们快乐。

牛根生用了一个更形象的例子来说明了“让员工为自己干”的重要意义。

一个做鞋的人，为别人负责是做不好的，为自己负责就能做好。当他“为别人负责”的时候，他的服务对象是泛指的，不特定的，模糊的，由于他的服务对象的模糊性，他在工作中的动机就不是强烈的，感情就不是具体的，思维就不是深刻的，责任意识就是松懈的。当他“为自己负责”的时候，他的服务对象就是活生生的自己：做不好就没人买，砸了牌子就卖不上好价钱，丢了工作就无以养活一家老小——这时候，他的动机足够强烈，他的智慧强力发挥，他的责任意识是紧绷的。所以，首先“为自己负责”，然后才能“为别人负责”。